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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近期，美国在拉丁美洲方向的政策动向明显趋于活跃。特朗普政府通过军事、外交以及经济的多种手段介入，频繁释放强硬信号。这一系列举措迅速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也在拉美地区内部激起不同反应：既有国家选择配合，也有声音表达疑虑与警惕。这些动向并非孤立发生，而是与乌克兰冲突久拖未决、中东局势反复震荡等全球安全议题交织叠加，共同构成当前国际环境的重要背景。

  在这一背景下，委内瑞拉问题的意义已不再局限于一国一地。美国如何重新介入拉美、如何在多个方向之间分配有限的战略资源，正在折射其对外政策取向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更为现实的问题：大国之间的互动方式是否正在调整？中小国家在夹缝中的回旋空间是否正在收缩？而对中国而言，如何在海外利益持续拓展的同时，精准把握风险边界、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围绕这样一些问题，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近日接受《南华早报》专访，从委内瑞拉局势切入，深入分析了美国战略调整的内在逻辑及其对地区与全球秩序的影响。访谈中，郑永年教授还进一步就中美关系、乌克兰冲突、以及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方向，分享了更具整体性的观察与判断。

  郑永年 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

  南华早报：关于委内瑞拉问题，您曾指出美国重返拉美可能会重塑地区秩序，而特朗普对其他几个国家的警告有几率会使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您如何评估这些变化，它们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郑永年：这涉及到特朗普的战略转变，而美国国内对此已达成广泛共识，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就证明了这一点。他的方法主要包含两点。

  首先，他要巩固美国在西半球的影响力。他认为其他几个国家，例如中国和俄罗斯的存在，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然而，我认为他既不能也没有意愿将西半球完全与其他几个国家隔绝开来。我们不应该把事情推向极端。

  第二种是离岸平衡。虽然自奥巴马时代以来就一直在讨论战略收缩，但从未真正付诸实施。我认为特朗普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作为一名商人，他行动力强，而且往往言出必行。他的战略重点，即“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以国内为中心，同时关注周边地区和“后院”——从门罗主义转向他所谓的“唐罗主义” （Donroe Doctrine）.。

  2026年1月3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俱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图源：路透社

  二战后，美国的利益深深植根于欧洲、中东和东亚。由于美国一直是这些既有秩序的一部分，其撤出势必会在当地造成混乱。反之，美国转向拉丁美洲——重新融入该地区——也可能引发类似的动荡。动荡很有几率会成为未来几年的主要趋势。无论美国是退缩还是前进，都将随之出现重大调整。

  大国主导着重大的地理政治学格局变化，而小国对此影响甚微。委内瑞拉绝不会是美国的最后一个目标。正如在欧洲一样，一旦战争结束，乌克兰也不会是俄罗斯的最后一个目标。

  自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开始以来，美国右翼智库一直在讨论世界三方瓜分的方案。就大国而言，特朗普是第二个推行这一方案的人；第一个是普京，他长期以来一直在这样做，尽管借口不同。

  欧洲国家——例如波兰——感到害怕，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特朗普与普京妥协，通过割让乌克兰领土来结束战争，乌克兰将不会是俄罗斯的最终目标。

  然而，“区域霸主”（regional lords）也在不断扩张势力，例如土耳其在所谓的突厥语国家。正因如此，我认为我们正在目睹国际秩序的封建化，各方都在寻求自身的势力范围。

  我们过去认为特朗普关于吞并格陵兰岛或加拿大的言论只是玩笑，但他却是真心想要这一些地方。不过，在我看来，他并非绝对没逻辑。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高度依赖美国，但同时也给美国带来了诸多问题，包括毒品、偷渡客和人口贩卖。

  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必须拥有格陵兰岛，以防止俄罗斯或中国在未来占领这片具有战略意义且矿产资源丰富的领土。图源：路透社

  自门罗主义以来，美国并未对拉丁美洲进行相对有效发展。该地区长期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疲软，社会分裂严重——极端亲美派和极端反美派并存。正因如此，我认为特朗普的干预意义重大——任何国家都不能允许自己的后院成为负担。

  特朗普并非只是在做“推论”（corollary），而是试图将门罗主义的初衷付诸实践。尽管委内瑞拉事件公然侵犯了他国主权，但许多当地民众却在庆祝，阿根廷也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特朗普至少可能意在巩固该地区的亲美势力。

  据报道，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即将成为委内瑞拉的实际“总督”（viceroy），一种“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正在形成。与大英帝国不同，特朗普不会派遣大批官僚，但非常有可能会任命一些关键人物，至少在过渡时期内负责执政。

  根据《联合国》，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一律平等。但这仅仅是一种理论和原则，从未真正成为现实。小国如何与大国共存的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

  小国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才能生存下去。对它们来说，生存确实艰难。如果一个小国不断通过借助另一个大国的力量来挑战邻国的巨头，最终必将自取灭亡。

  由于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各自的核实力以及在互联网和AI领域的实力，如今它们之间发生直接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然而，如果一个东南亚国家利用美国来挑战中国，或者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利用与俄罗斯或中国的关系来挑战美国，就像古巴当年利用与苏联的关系那样，这势必会引发麻烦。这是一个我们应该重新思考的问题。

  美国曾经是全球强国，但现在正在退居区域强国地位，这将导致区域和全球格局的重新调整。在下一阶段，所有三个层级都将发生巨大变化。这些都是结构性变革，而这个时代才刚刚开始。

  在美国与拉美国家关系日益紧张之际，特朗普警告古巴，趁现在还来得及，赶紧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声称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出任“古巴总统”的想法听起来不错。图源：X

  南华早报：一些观点认为，特朗普政府试图在西半球构建一个排他性的单极体系，以削弱中国在美洲的影响力。另一些观点则认为，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可能会增强拉美国家的战略自主意识，促使它们寻求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以制衡华盛顿的影响力。您怎么样看待这些观点？

  首先，拉丁美洲变得更自主了吗？绝对没有。恰恰相反，它对美国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拉丁美洲国家能否团结起来是一个问题。它们拥有各种区域组织，但从未真正的完成团结。战略自主的理念或许会在拉丁美洲左翼阵营中得到加强。但理念终究只是理念——他们缺乏将其付诸实践的能力。

  其次，拉丁美洲真的会变成美国完全封闭的势力范围，将“美洲”变成“美国”吗？我对此表示怀疑。美国仍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资本不仅会留在拉丁美洲或北美，还会继续流向中国和欧洲。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特朗普当然希望主导拉美事务，但他并非试图将该地区变成美国的私人领地。这两者截然不同。从这个方面来看，我认为中国和美国等大国之间任旧存在谈判和达成协议的空间。

  如果美国彻底将中国企业排除在拉丁美洲之外，那么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这关乎对等原则。特朗普讲的是强权政治的语言，而当前的中美关系也是强权政治的产物。未来仍然充满变数。

  我们需要客观地分析委内瑞拉袭击事件对中国的影响。虽然中国的利益肯定会受一定的影响，但美国没有能力将中国完全排挤出拉丁美洲。如果美国真的这么做了，中国可能会效仿美国的做法，将美国的利益排除在东亚之外，但这同样是不可能的。

  南华早报：拉丁美洲的右翼势力似乎正在与美国的势力走得慢慢的接近。您对此有何看法？这会对中国未来在拉丁美洲的战略选择和前景产生什么影响？

  郑永年：拉丁美洲右翼势力一直与美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拉丁美洲右翼势力的许多利益都根植于美国。

  在依附型发展模式下，许多大规模的公司和精英阶层都从与美国的关系中获益。委内瑞拉前任领导层推行的国有化政策，没收了美国的资产，这是华盛顿采取行动的原因之一。

  右翼势力会对中国造成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不应被夸大。中国与拉美的关系建立在互利共赢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之上，不涉及地理政治学考量。右翼政府甚至有可能更加重视商业联系。

  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的地理政治学是西方夸大其词。中国在那里所做的主要是以民生为导向的项目，例如“一带一路”倡议。能源贸易完全合乎情理；中国发展需要资源，而这些国家也需要出口。农业也是如此。

  鉴于中美领导人今年至少可能会会晤三次，我相信中美关系中的许多问题都能得到妥善处理。

  当然，绑架马杜罗总统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中国已正式提出抗议，并呼吁释放他。

  与此同时，中国采取务实的态度：无论一个政府是左翼还是右翼，中国都会去参加了，例如阿根廷的例子。中国在拉丁美洲的许多经济活动并非美国能够轻易取代的。拉丁美洲的竞争并非零和博弈，正如更广泛的中美关系也并非零和博弈一样。

  上海口岸正成为秘鲁商品出口中国乃至亚洲的聚集地，而钱凯则成为中国商品通向拉美的聚集地。图源：新华社

  南华早报：委内瑞拉事件将怎么样影响更广泛的中美战略竞争？21世纪的大国竞争是否已进入新时代？

  联合国体系固然依然存在，但它已与现实脱节。根据国际公共产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理论，大国将在制定国际规则或秩序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小国在这方面则几乎无能为力，只能充当搭便车者。

  这就是中美关系如此关键的原因。特朗普去年在釜山峰会前就明确使用了“G2”一词。我们无需猜测特朗普提出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但如果客观地从经济、军事和其他实力维度来看待问题，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G2世界。如果G2能够合作，仍旧能取得很多成就。如果G2不能合作或处理问题，反而陷入冲突，那将是自取灭亡。

  美国如今本身也是一个能源大国。（在委内瑞拉事件中）能源固然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能源就像鱼钩一样——足以激励美国资本介入其中。

  派兵进军委内瑞拉不是他的本意。他不会做任何会造成美国人伤亡的事情。这次没有美国人丧生，所以他很满意。他改变了美国以往的战略。即便这其中也包含殖民主义的成分，但那是一种新型的殖民主义，而非过去那种老套的殖民主义。

  有些事态发展仍需时间观察——我们不应仓促下结论。此外，我们也不应低估特朗普的智力。

  委内瑞拉是古巴最大的石油供应国。自马杜罗被捕以来，美国已成功迫使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Delcy Rodriguez）将该国几乎所有石油都输送给美国。图源：

  南华早报：正如您所提到的，特朗普政府正在推行“新殖民主义”路线。这是否可能对其他几个国家产生更广泛的威慑作用或寒蝉效应？这对中国而言有哪些风险？

  郑永年：这场危机对中国周边的小国起到了警示作用，告诫它们不要把美国视为庇护者，而应不断挑战中国。特朗普一直未能解决乌克兰冲突。他非常有可能会承认俄罗斯在欧洲的影响力范围，而这又将损害小国的利益。

  小国未来必须格外谨慎。它们不应挑衅大国，也不应仓促选边站队或依赖某个大国来对抗另一个大国。这种伎俩只能玩到某些特定的程度，一旦越过底线，就必将自食其果。

  “一带一路”倡议并非地理政治学项目。多年来，中国并未试图通过该倡议发展地理政治学利益。它并非要求参与国服从中国，而是旨在发展经贸关系，也并非反美项目。时至今日，该倡议仍然对美国开放。尽管经济方面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但该计划仍将继续发展。

  我不认为美国会干预所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为这将完全违背特朗普的初衷。

  如果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是收缩战线，聚焦西半球，那么它并非专门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如果美国真的意图破坏“一带一路”，那就等同于重拾美国帝国主义扩张的道路，这与特朗普的战略逻辑背道而驰。我认为这并不现实，最终只会导致美国加速衰落。

  今年中美关系有望进一步深化。中美两国经济具有高度互补性。美国在基础研究、金融、生产性服务和农产品等领域拥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在应用技术、基础设施以及对农产品和软件的需求方面具有优势。

  但目前的问题是两国之间政治信任度相比来说较低，因此许多问题都被置于国家安全框架下讨论，一旦所有事情都被安全化，商业活动就无法开展。两国领导人在釜山会晤时强调，经贸关系是稳定两国关系的基石。去年中美贸易额仍高达数千亿美元。我相信，随着政治互信的增强，中美关系将朝着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

  但调整势在必行。中国或许需要调整其在西半球的部分工作。同样，美国也在欧洲和亚洲做出调整。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如果是一个三方世界，所有参与者都需要做出一定的调整。这是一个重整秩序的过程。

  南华早报：委内瑞拉危机和美国对售是否会给今年的领导人间互动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对于（美国前总统）乔拜登，或者和共和党中那些意识形态更为鲜明的政治人物来说，这种影响可能更大。但对于像特朗普这样以权力为导向的政治人物来说，这种影响相对较小。

  如今的中美关系已与以往大不相同。过去，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交织其中，而如今，权力政治才是主导因素。中美两国都已意识到彼此的实力。中国有所作为，美国会提出抗议；美国有所作为，中国也会提出抗议。这已成为日常——一切照旧。只要有可能合作，合作就会继续。

  在美国，80后群体一致认为中国已经崛起，美国唯一的选择就是学习怎么样与中国共存。因此，双方之间的分歧，例如上的分歧，不太可能严重阻碍双边关系。

  斗争与合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斗争就没有合作；以合作为基础，斗争就不会导致彻底崩溃——不像美苏那样。

  南华早报：您指出，战后国际秩序实际上已经瓦解，随世界进入更加无政府状态的阶段，各国一定要考虑如何最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强权政治——甚至是丛林法则——是否正在重新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力量？您认为这是一种结构性转变吗？

  郑永年：这是一个周期性的变化（a cyclical change）。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际关系都是按照丛林法则运作的。大国是法律的制定者。它们奉行的是依法统治，而非法治。国际法是“弱小国家的武器”，而大国往往凌驾于其上，正如历史上美国、苏联和大英帝国所做的那样。

  美国从未真正遵守过“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编造出一套精心包装的美国叙事。因此，我们不应假定过去的世界并非由丛林法则支配。对于大国而言，世界始终是丛林法则的天下。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但无需过度担忧。我们正真看到的并非秩序的缺失，而是秩序重建的过程。在我看来，未来的秩序其实相当有趣。俄罗斯与欧洲在近代历史上的复杂纠葛，引发了人们对其区域和国际秩序如何形成的思考。

  目前，并不存在统一的国际秩序，只有各个大国各自为政的秩序。因此，我将这样的一种情况描述为一种“封建化”，每个大国都按照自己的规则统治着自己的领地。

  展望未来，问题就在于不同秩序之间的互动和博弈最终是否会催生出新的国际秩序。这仍然是一种可能性。

  南华早报：您认为中国该怎么样应对这种不断变化的局势？多极格局能否得到巩固？如果可以，该如何巩固？

  郑永年：中国目前的做法其实非常明智。尽管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已不再那么重要，世贸组织等机构的效力也不如以往，但中国并没有打算“另起炉灶”（set up a separate kitchen）。

  西方主导的秩序依然有用。自由贸易起源于西方，并由美国大力倡导，但特朗普出于国内原因选择抛弃它。然而，中国却欣然接受了自由贸易，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的方针是包容性的，其特点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已成为自由贸易体系最坚定的捍卫者。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继承并延续了西方遗产的许多要素。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举措，而且成本更低。

  南华早报：您提到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似乎正在将世界划分为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国的立场是什么？它应该怎么样应对？这种转变会随着美国未来领导人的更迭而发生多大变化？

  郑永年：我认为美国的调整并非完全出于特朗普的个人自己的观点——尽管他的确持有19世纪帝国主义的世界观——也受到美国国内形势的影响。如果美国继续沿用以往过度扩张的策略，将会面临更加大的麻烦。因此，这种转变自有其道理。然而，如此大规模的调整会损害美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也是和共和党精英阶层都对此不满的原因。

  特朗普之后，一切会逆转吗？比如说，在或后特朗普时代的共和党领导下？我认为不太可能。特朗普的总体判断或许是正确的，可能只有具体方法会有所改变。从根本上讲，美国必须在战略上做调整；否则将会带来严重的麻烦。这一点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有所体现，在我看来，该战略特别大程度上体现了像JD.万斯（副总统）和鲁比奥这样的年轻一代的理念，并将特朗普的行动纳入了他们的框架之中。

  卢比奥作为国务卿已成为特朗普外交核心推手之一，助力执行更激进的美国优先政策，在多个地区采取强硬手段，影响美全球角色与盟友关系。图源：路透社

  抛开党派之争，美国Z世代看待中国和国际事务的方式与冷战时期的一代截然不同。这是一个重要的趋势。虽然会有波动，但美国不可能在结构上回归二战后或里根时代的模式——美国已经只有少数的实力做到这一点。

  中国秉持开放包容的原则，不会参与任何瓜分世界的阴谋。中国从未追求过这种目标。中国目前的关注点在于台湾和南海等问题，但我们处理这样一些问题的出发点是主权和核心利益，而非地理政治学。和南海问题关乎中国的主权权利，我们并非试图将美国逐出西太平洋。

  回顾中国长达数千年的、被西方误称为“朝贡”(tributary)的体系，它与罗马时代的西方做法截然不同。像费正清这样的西方历史学家找不到对应的概念，于是便将西方的框架强加于中国。实际上，中国的朝贡体系包含礼节性的馈赠——你可能向皇帝献上相当于5美元的礼物，他会回赠10美元。礼节过后，中国基本上单方面开放贸易。中国既没有西式殖民地的传统，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朝贡制度。

  因此，今天，中国在捍卫自身核心利益的同时，既不会加入重新分裂世界的行列，也不会封闭自己，更不会宣称“亚洲是中国人的”。

  中国的利益是全球性的——它将继续对外拓展，而不会进行影响其他几个国家安全的地理政治学考量。

  南华早报：与其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相比，中国避免海外军事行动——这应该有助于提升其国际形象，但在有效维护海外利益方面仍然面临挑战。您对此有何看法？

  郑永年：中国的哲学根植于儒家思想和软实力；我们古老的智慧认为，真正的武力在于止战——即“止戈为武”。这一点在我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从不主动挑起侵略。

  但在当今世界，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思考这种理念？拥有硬实力，就必须巧妙运用。硬实力至关重要。当然，我们绝不能效仿美国和苏联。但随着中国利益遍及全球，仅靠软实力就足以保护这些利益吗？显然不够。

  我们需要从英国、美国和苏联的历史中汲取教训：明智地运用硬实力——不是完全避免，而是用它来维护自身利益，同时也促进他国的利益。这就是我所说的“天下观2.0”。

  “天下”这一传统概念的核心是正确的：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必须顾及他人的利益。这体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精神——顾及天下。天下并非仅仅是软实力；没有硬实力作为基础，软实力是不可靠的。如果你没有办法解决实际问题，人们就不会尊重你。

  1820年，中国仍是世界第一大GDP国家。仅仅20年后，1840年，它就被一个弱小的英国击败——那时谁还会尊重中国呢？

  中国在与美国的四轮贸易战中都站稳了脚跟，取得了成功。这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和决心，也赢得了尊重。尊重是通过斗争赢得的——是通过巧妙运用硬实力赢得的。没有恐惧，就没有尊重。

  南华早报：一些分析的人表示，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可能为北京应对势力提供借鉴。您对此有何看法？

  郑永年：社会化媒体上关于特朗普抓捕委内瑞拉总统的讨论甚嚣尘上，但这远非美国首次采取此类行动。他们此前也曾进行过类似的行动——例如在巴拿马抓捕前领导人诺列加——但我们大多已经忘记了这些事。

  当然，中国可以从中学习借鉴。在我看来，这是历史上最有效的行动之一。特朗普本人称之为“完美”——这与（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灾难性的伊朗人质营救行动形成了鲜明对比。

  话虽如此，在军事策略方面，必须单独处理。本质上与别的问题不同：它涉及双方的中国人。我们从始至终坚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原则。我们的政策是防止“独立”，同时奉行“一国两制”，而“一国两制”的本质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和平解决和最终统一。

  然而，从战术层面和微观层面来看，斩首行动是否可行？当然，我认为世界各地都有人考虑过这种方案。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可行性以及它是不是真的能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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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华早报：今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去年，特朗普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时曾开玩笑说，如果美国卷入战争，就取消2028年的选举。你认为美国国内政治与委内瑞拉军事行动的时机之间是不是存在联系？

  郑永年：很难断言委内瑞拉行动的最大的目的是为了中期选举。这项行动筹划已久，而且的确是一个重大议题——偷渡客和毒品问题从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伊始就一直是其关注的焦点。

  这次行动无疑会对美国国内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在我看来，除非取得重大复兴，否则这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期选举的整体走向。尽管有人抗议（这次行动），但总体方向不太可能改变。我们不应该美化美国人——他们和其他任何民族一样，都容易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像（这次行动）这样的帝国主义行径会激起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以，国内政治或许会产生一定影响，但不会从根本上阻碍特朗普的整体外交政策战略。如果此次行动被认为成功，甚至有可能通过唤起民族主义情绪来赢得更多支持。

  美国人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在他们19世纪的领土扩张时期显而易见——他们经常批评别人的民族主义，而他们自己却表现出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郑永年：的确如此。尤其是在毒品危机方面，这场危机已经对美国社会造成了深远的伤害。例如，芬太尼是美中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它夺去了众多美国年轻人的生命。特朗普确实对美国这些社会和人道主义问题表现出一些真诚的关切——这并非纯粹出于政治考量。

  当然，作为一名政治人物，他会利用这样一些问题，但在大多数普通美国民众看来，他似乎是在为国家利益服务。抗议活动确实存在，但它们不会改变整体局势——他的支持基础依然稳固。

  本期为郑永年教授第三次接受《南华早报》 “Open Questions”栏目专访。